展开人民政协始创和开国大典时的照片，听摄影人讲述摄录时的心情，把我们带入历史现场，体验身临其境的真实感。这些老照片是历史长河中溅起的浪花，更是历史链条中不可或缺的环节。那些特定的场景与细节，既纵向贯穿历史，又横向涵盖特定的空间，可以给我们提供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
拍摄政协筹备会
1949年毛泽东在新政协筹备会议。原版、未修的真实场景。
1949年6月15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中南海勤政殿召开。在这五天的会议上，以华北画报社为主，并抽调当时在东北的摄影精英，以朴素而温情的独特方式记录和见证历史。他们“奢华”地为伟人拍下了一张“标准照”和参加新政协筹备会会议的一张大合影照，从而用瞬间的一个定格，烙刻了一个时代的永恒。
当时只有19岁的华北画报社军事摄影记者孟昭瑞回忆说：
毛泽东主席同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高兴地和各民主党派负责人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等会见，并合影留念。因为会见的人很多，所以，毛主席有时坐在凳子上，要休息一下，吸支香烟，慈祥地微笑着，周围的人都用幸福、敬仰的目光望着毛主席。这是一个拍照片的最好时机。我一步一步走向前，平时操作自如的相机，这时颤抖地不听使唤了。毛主席看出我的紧张，对我和蔼地说：“别着急，慢慢来。”这才使我的心情松弛下来，恰到好处地按下快门，拍下了毛主席显得格外朴实和亲切的照片。这张毛泽东手持香烟，微笑得超自然的照片，后来广泛地运用在各展馆的展陈中。
当然，在全面禁止吸烟的大环境下，有人认为，毛泽东主席手持香烟，有损伟人光辉形象，在现在的一些展馆的展陈，多数将这个照片进行了裁切。其实，历史之真，更易于被人们接受，也不失伟人的高大形象。
在筹备会上，一张合影照，也让孟昭瑞记忆深刻：
整个拍摄过程，是由周恩来亲自安排的。在其站位上，他和其他共产党领导人主动地谦让到最后一排。这是谦恭之举，体现着共产党人的伟大胸襟，也正是这样的胸怀和谦礼，赢得了人民的爱戴。
大会筹备会新闻处处长宦乡统筹大会的摄影工作。
8月19日，宦乡制定了书面工作计划，并将新闻处所属的原摄影科分成摄影、电影两科。摄影科的主要任务是负责政协会议全过程的纪实摄影和开国大典的摄影工作，以新闻处名义选编并及时对外发稿，供国内外报刊采用。政协大会期间的摄影完全由新闻摄影科负责，凡是报纸、刊物及其他机构需要的照片，由摄影科统一供应，其他人员均“谢绝携带照相机入场”。除此之外，摄影科还承担拍摄代表证件的照片、参加会议人员的集体合影的任务。
按照工作计划，摄影科由华北画报社、北平电影制片厂、东北画报社3个单位合作，抽调摄影人员联合组成摄影科，并推定由华北画报社主持这项工作。华北画报社吴群为总负责人，担任摄影科科长。
吴群，当时是华北军区政治部《华北画报》的摄影记者、采访组长。吴群将摄影科设在中南海的一间平房里。这一考虑缘于摄影科距政协会址怀仁堂和代表驻地都很近，又紧邻大会秘书处和新闻处，采访、请示工作都极其方便。除了总的工作计划外，摄影科还根据日程安排，拟订了每天的摄影采访报道计划，力求将工作做得细致、周详，避免差错和遗漏。
拍摄证件照片
在大会开幕前，孟昭瑞再次承担了为代表拍证件照片的任务，照相室设在北京饭店旧楼二层的一间房子里。
一天上午，孟昭瑞见3位身材魁梧的军人走了进来。一位首长问：“是在这里拍照吗？”
“是的，首长请进。请您先在这里签名。”看了签名，孟昭瑞才知道他们是陈毅、刘伯承和程潜。
证件照拍完后，陈毅很风趣地说：“揩点油成不成？给我们3个人拍张纪念照好不好嘛？！”
就这样，一张具有历史意义的，唯一的一张“三位将帅”合影，定格成像。这也是程潜将军到达北平后的第一张合影照片。
由于孟昭瑞年轻，他除摄影外，还负责通联、编发稿件等工作。当时的交通工具，就是一辆自行车。孟昭瑞将大家拍好的胶卷送到华北画报社冲洗、放大。
孟昭瑞说，他在一个多月的采访报道工作中，没有睡过一次好觉，几乎连轴转。白天采访、编发稿件，晚上送取制作好的照片。这段时间，是他一生中最忙碌、最辛苦，也是最辉煌的篇章。
担任摄影科科长的吴群，为了政协会议的拍摄，更是想尽了办法。他将其6位摄影师的署名全部改用代号。当时的代号编码是A：侯波，B：陈正青，C：吴群，D：杨振亚，E：林扬，F：孟昭瑞。这种代号式的署名方式，主要是为节省时间，便于集中冲洗胶片。
在这6个人里，陈正青年龄最大，参加革命最早，摄影经验丰富，使用的摄影装备更为精良，大家公推由他为摄影的主力，拍摄主要人物的活动、会议的一些重要场面。一切有利于拍摄的位置，他优先使用，尽可能让他多拍。
拍摄代表签到
1949年夏，刚从北平贝满女中毕业的孙小礼接到通知，到中南海勤政殿政协筹备处“议事科”工作。
孙小礼的第一项工作是写信封。秘书处给每人发一份“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各单位代表名单”和一大摞信封。领导要求她们字迹工整，不能潦草。第二项工作任务就是要熟记第一届人民政协全体会议的46个单位662位代表的名称和名字。第三项工作就是熟悉会场和各个小会议室，要做好各个会议的记录。仅几天时间，经反复练习、背记后，孙小礼胸有成竹，可以“实战”了。
第一个实际工作是代表签到。领导交待：代表签名一律用毛笔，第一行写单位名称，由各单位的首席代表写；第二行是首席代表签名；自第三行起是各单位的其他代表签名，每行上下可写两个名字。
政协代表报到处分设在勤政殿、怀仁堂等几处地方。各党派代表的报到处设在勤政殿正门内的大厅里。中国共产党有正式代表16人，候补代表2人。陈云同志是第一个来报到的，但按要求他在第三行上端签了名。之后，刘少奇、周恩来等代表都先后来报到签名，首席代表毛泽东是最后一位报到的。当时有摄影记者拍照，还有人拍电影。
多年后，孙小礼回忆说：
领导通知我和荆惕华，由我们两位女同志来负责宋庆龄的报到，我们高兴地接受了这一任务。在我的心目中，宋庆龄从来就有着极为崇高的形象，过去我们都称孙中山为国父，孙夫人为国母，但是却没有机会见到她。现在要亲自接待她来签到，怎能不兴奋呢！
在准备过程中，迟先达同志告诉我们一个情况：“宋庆龄不习惯用毛笔写字。所以，我们应该尊重她的习惯，为她的签到准备一支钢笔。”
为此，我们在签到的宣纸上试用了好几支笔，才挑出一支比较合适的钢笔。“9月中旬末的一天，天气晴朗宜人，我们在怀仁堂门口的报到处等待着。”
宋庆龄由管易文陪同着来签到了，她用钢笔很工整地写下了自己的名字。然后我们目送她走进一辆小汽车，随即驶离了怀仁堂。
在9月22日的《人民日报》上，有一整版刊登人民政协会议的照片，其中有宋庆龄到政协报到的照片，照片中有荆惕华和我站立在签到桌旁。周围的同志指着这张照片对我说：“呦！你们两人竟被拍摄进了这个历史的镜头！”
30多年以后，在1983年参观宋庆龄故居的时候，我又看到了这张照片，我对同去的朋友说：“那就是我。”这话被宋庆龄故居负责人杜述周同志听到了，他立即向我询问起来，感叹道：好多年了，一直不知道这两位女同志是谁！他热情地让我留下姓名和地址，可惜我已不知道荆惕华的去向。他说：“你们自己也保存有这张照片吧！”我说：“没有，那时工作很忙，纪律又严，我们不敢去要照片。其实我们常碰到摄影记者陈正青、侯波等人，但从来没有向他（她）们提出过要求。”他表示一定要翻拍了寄给我。果然，几天以后，我收到了杜述周同志寄来的两张五寸的翻印照片，让我留作纪念。
孙小礼的回忆，有情有温度。
拍摄开国大典
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
开国大典要在远远大于怀仁堂会场的天安门广场上举行，只有6个人的摄影科难以全覆盖地完成拍摄任务。摄影组长吴群决定：在政协大会摄影报道的基础上，扩大摄影规模，加强摄影力量，便火速特邀了驻京新闻单位的一些摄影记者来参加开国大典的摄影工作。著名摄影记者石少华、罗光达，以及宋贝珩、毕深忠、红枫，总工会的陈勃和各地方报刊的摄影记者韦明、朱汉、张力、熊知行等人，全部按时报到，并按事先确定的位置，进入天安门现场采访摄影。
这一天，天安门广场成为人的海洋、红旗的海洋。担负天安门城楼上主席台摄影任务的是陈正青、杨振亚、侯波三位同志。陈正青分工拍摄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照片，承担主要发稿任务。杨振亚则负责拍摄阅兵场面和游行队伍。侯波没有发稿任务，主要为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拍摄图片资料，她是天安门上唯一的女性摄影师。
下午3点，是亿万人民凝神期待的时刻。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天安门城楼。顿时，广场上20多万群众欢声雷动。
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宣布典礼开始，军乐队奏起《义勇军进行曲》，毛主席走到天安门城楼主席台中央，以庄严洪亮的声音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陈正青不失时机地按下快门，定格这永恒的一瞬。
这一天，陈正青不时地按动快门，整整拍了一个爱克发胶卷，记录这一历史时刻的照片，张张都堪称经典。
与此同时，在开国大典现场上的每位摄影记者，都在自己的位置上拍下了永载史册的画面。据吴群事后回忆，当坦克分队驶入天安门广场时，至少有10名记者拍下了“功臣号”。宋贝珩、熊知行、吴群拍摄下了群众的欢庆场面；孟昭瑞抓拍了军乐队奏乐时的“音符”，杨振亚拍摄了朱德下达阅兵命令的瞬间，红枫、石少华、罗光达拍摄了受阅部队。各摄影记者们严格履行分工，恪守自已的定点定位，没有漏掉一个重要场面。就这样，开国大典以一副全景式的姿态，被永远镌刻在共和国的历史上。这些红色摄影，将伟人与人民，共同融进一个崭新的国家诞生之中，以一个摄影集体，共同创作了第一届人民政协大会和开国大典的记录画册，并达到了里程碑式的高光记忆。据不完全统计，从新政协筹备会议开始到开国大典结束，摄影记者们共拍摄了1.6万张照片，如此大规模的有计划地集体影像创作活动，在中国摄影史上堪称史无前例。
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开幕到开国大典，大会新闻处先后发布新闻照片175张，其中陈正青一人的作品就占了总发稿量的近1/3，达56幅之多。足见32岁的陈正青对这次摄影作出的巨大贡献。摄影科科长吴群其后撰文记述说，在这次重大的摄影报道中，发稿照片内容丰富，形式多样，适应了国内外报刊和广大读者的不同需要。摄影工作者们群策群力，分工拍摄，任务落实到每个人，做到分区定点，按拍摄对象划分摄影任务，工作各有侧重，任务完成得非常出色。特别是有关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活动，陈正青拍得最多、最全、最好。
摄影作品集
事后，这些开国摄影工作者们还编辑出版了几本具有历史价值的摄影作品集。
一是以政协大会新闻处名义选辑制作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摄影》，选印7幅4寸照片，赠送给每位与会代表作为纪念，封套上印有“摄影科陈正青、侯波、林扬、杨振亚、吴群、孟昭瑞集体作”等字样。
二是大会秘书处编辑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纪念刊》，16开精装，收入照片827幅，包括了政协会议、首都风光和开国大典，是记录新中国诞生的最完整的图文并茂的画册，是新中国第一部大型摄影作品集。
此外，还编辑出版了《“新中国画库”第一种——“开国大典”》摄影集，48开本，共40页，每页选登开国大典照片一幅，全部作品均由华北画报社提供。按照刊出作品的先后次序，作者有陈正青、熊知行、宋贝珩、吴群、孟昭瑞、杨振亚、毕深忠、石少华、红枫、罗光达、张力、林扬等人。这是仅有的两本以“开国大典”命名的专题摄影画册之一，另一本《华北画报·开国大典》，是华北画报社出版的专题画报，封面用的是陈正青拍摄的那幅《开国大典》。
开国大典的照片，我们现在看到的，多是出自侯波拍摄的《开国大典》照片。但事实上，当时在全国各媒体乃至全世界看到的，都是陈正青拍摄的《开国大典》。
关于陈正青，中国照片档案馆的蔡毅曾写专文介绍：
陈正青，原名陈弢、笔名萧陵，1917年生于湖南长沙，1936年7月上海大同大学毕业。1936年底赴陕西云阳加入中国工农红军，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9月毕业后到第十八集团军西北战地服务团从事文艺宣传工作，历任戏剧队长、教员、编导等职务，转战于陕西、山西、晋察冀等地区。1944年底回到延安，在鲁迅文艺学院干研班当研究员。
1945年赴东北军分区任辽宁省文工团副团长、嫩江军区政治部宣传科长等职。1946年调任新组建的《东北画报》社任摄影记者、出版科长和摄影采访科长。他深入采访拍摄了大量记录东北解放战争的珍贵镜头，刊载于《东北画报》上。
1949年北平解放后任《东北画报》社特派记者，常驻北京采访，同年7月，出席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的第一届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而后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的摄影报道。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新闻总署新闻摄影局摄影处副处长、新华社摄影部通联科长、记者室主任、研究室主任等职务，先后当选为中国摄影学会第一届理事和第二届常务理事。陈正青同志在担任繁重的行政领导工作的同时，重视摄影理论研究，热心新闻摄影学术讨论，并始终坚持摄影采访实践，不仅在国内参加了一系列重大报道，还到波兰华沙采访世界和平大会，到匈牙利、民主德国进行摄影创作，积累了丰富的国际摄影报道经验。
他的代表作《毛泽东当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会场挂起第一面新国旗》《开国大典》《发布进军令》《班禅额尔德尼向毛主席献哈达》等，因真实完美地记录了新中国发展历史上的伟大瞬间，而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的重要历史文献，成为中国照片档案馆的珍贵馆藏，得以永世留存、永载史册。因他于1966年不幸辞世，以至后人对他拍摄的开国大典照片，有些淡忘了。值此机会略加说明，以弥补新中国红色摄影开篇大作的史实缺失。
这记述是温暖的，是永恒的。
编外摄影师
在本文最后收笔时，还必须要补充一点，在开国大典中，除了特邀记者外，还有一些喜爱摄影的领导同志也拍了一些照片。庆祝大会筹委会新闻处副处长韦明，在天安门城楼上，拍了一张毛泽东的照片。而后来担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的童小鹏，开国大典时，在天安门城楼上拍摄了开国大典中独一无二的彩色照片。
童小鹏是从红小鬼成长起来的一名高级干部，因为读过学堂，比起工农战友来，他多了一支得心应手的笔。长征途中，他还是少年，却养成了写日记的好习惯。他的《长征日记》整理出版后，为党史军史留下了宝贵史料。长征到达延安后，童小鹏得到了一架照相机。他知道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长期做地下工作，擅长摄影，于是，便拜李克农为师，加上他天资聪颖，三摆弄两摆弄，这台小小的照相机，很快被他操纵自如了。这让他有幸在开国大典时得以发挥，定格了一代伟人在开国时的风采。但因当时国内还没有彩色洗印设备，这张照片只能转到香港洗印后，再寄回国内，更平添了这张照片的分量和珍贵。正如他所说，曾拍过数千张历史照片，也出版了两三本摄影集，但最喜欢的、最钟爱的，还是那张彩色的“开国大典”。
的确，一生能亲历开国大典，并亲自拍摄一代伟人的风采，且是1.6万多张照片中唯一的一张彩照，其“珍贵”前理所当然地要加上“极其”“稀缺”……
（本文作者朱彦为西北政法大学教授、民盟委员，闫树军为北京古都学会影像专委会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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